韩国国家数据处5月27日发布的《2026年3月人口动向》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出生人口达到7.5013万人，同比激增14.8%，创下自201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纪录。更引人注目的是，总和生育率从最低点的0.78回升至0.93，第一季度整体生育率更是达到0.95，为7年来最高值。
这一数据让长期笼罩在“全球生育率倒数第一”阴影下的韩国社会为之一振。自2024年7月以来，韩国新生儿数量已连续21个月保持上升趋势。202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时隔4年再次回升至0.80以上，达到0.80，这也是该指标继2024年时隔9年反弹后，连续第二年呈上升趋势。
从“历史最低”到“七年新高”的生育曲线
韩国生育率的触底反弹并非一蹴而就。回顾近年数据，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曾跌至0.72的全球最低点。当时韩国坐拥5180万人口，全年出生人口仅23.5万人，出生率低至4.4‰，在主要经济体中垫底。
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消退，韩国婚育数据开始出现“双回升”态势。2024年韩国结婚登记数量同比增长14.8%，2025年再次增长8.1%。新生儿数量通常在结婚率上涨后的一两年内随之上升，这为2025-2026年的出生人口增长埋下了伏笔。
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明显。3月份单月新生儿数量达到2.52万人，同比增长19.4%，创下自2019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第一季度结婚登记数也达到6.2309万对，同比增长6.1%，为自2018年以来的同期最高值。
韩国统计厅人口动向课课长朴炫正分析认为，新冠疫情之后婚姻登记数量增加、主要生育年龄段（30岁左右）人口增长，以及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变得更加积极，是总和生育率连续两年回升的主要原因。
380万亿韩元的“催生”豪赌
面对持续多年的低生育率危机，韩国政府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自2006年至2023年，韩国累计投入约380万亿韩元（约合2.2万亿元人民币）应对少子化趋势，相关预算规模扩大了25倍。
2024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将低生育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的危机，设立了副总理级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集中协调财政资源。政府提出了“到2030年将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0”的施政目标。
现金补贴成为政策的核心抓手。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规定，怀孕和分娩医疗费补贴100万韩元（约合4700元人民币），婴儿出生可直接领取200万韩元（约合9400元人民币）的出生补助金，如果是二胎则提高到300万韩元。从2024年起，抚育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可领取100万韩元（约合4700元人民币）的育儿津贴，1到2岁幼儿家庭每月可领取50万韩元。
住房支持政策同样力度空前。多子女家庭在购买公共住房时能获得额外积分，租房或购房还能享受补贴及税费减免。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扩大补助覆盖范围，将现行的3名以上多子女家庭支援标准逐步扩大到双子女家庭，截至2025年向多子女家庭提供2.75万户公租房。
育儿假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父母双方均可享有最长18个月的育儿假，且休假期间能领取部分工资。政府还新设立了“3+3”育儿休假制，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时，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补贴。
地方政府在这场“催生竞赛”中更是各显神通。仁川市推出了“1亿idream”方案，承诺对本地出生的儿童从出生到18岁累计提供约1亿韩元（约合47万元人民币）的福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为生育第三胎的家庭提供无税务负担、无维护维修责任的永久性租赁住宅。
企业界也纷纷加入激励生育的行列。韩国房地产企业富荣集团向2021年之后生育孩子的70名员工每人发放1亿韩元的生育奖励金。双铃集团对工龄达到5年的员工，生育一胎或二胎奖励3000万韩元，生三胎奖励4000万韩元。乐天集团从2024年起向生育第三胎的员工提供为期2年的免费车辆租赁服务。
“回声婴儿潮”与财富效应的双重驱动
尽管政府投入巨资，但专家普遍认为，这次生育率反弹的核心驱动力并非单纯的政策刺激，而是人口结构的周期性反弹与疫情后的延迟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出生于1991年至1995年间的韩国“回声婴儿潮”一代，目前正步入30岁左右的黄金育龄期。统计显示，约有360万新生儿出生于该时期，这批庞大的人口基数构成了生育率反弹的物理基础。2025年，韩国三十岁出头的女性约有170万人，比2020年增长了9%。
疫情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22年8月至2023年第一季度，韩国结婚登记数量同比出现增长，这部分延迟的婚育需求在2024-2025年得到释放。韩国统计厅在2019年就曾预测，1991年至1995年出生的“回声婴儿潮”一代将于2022年前后陆续进入婚育高峰期，带动阶段性的婚育双增，并预计持续到2028年前后。
资本市场的繁荣为这波生育反弹提供了额外的“燃料”。过去一年来，韩国KOSPI指数涨幅近200%，AI存储等科技板块的爆发带动了全民炒股热潮。大批二三十岁的韩国年轻散户加杠杆入局，伴随着指数的攀升，这批年轻群体的个人资产负债表得到显著修复。当股票账户的单月浮盈能够覆盖未来数年的教育支出时，财富效应带来的心理安全感会迅速转化为组建家庭的底气。
昙花一现还是趋势逆转？
面对这轮生育率反弹，韩国官员和专家们保持着谨慎态度。一些专家指出，韩国人口的危机与飙升的住房成本、激烈的教育竞争、苛刻的工作文化以及年轻一代对婚姻和家庭生活态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将韩国列为“超低生育率”国家之一，并认为韩国在未来三十年内很难将总和生育率恢复至可完成代际更替的水平，估计恢复的可能性仅有0.1%。维持人口代际更替的生育率警戒线是2.1，目前徘徊在0.95附近的韩国依然处于全球极低水平。
韩国人口学界曾提醒，2024至2029年是韩国扭转生育趋势的“最后窗口期”。借着这波“迟到的高峰”，韩国政府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但政治动荡、经济下行、社会失序等因素，可能使低生育议题再次被边缘化。
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依然存在。财阀垄断带来的青年高失业率、畸形的高强度私教文化，以及严苛的职场等级制度，依然是压在韩国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在韩国，“结婚等于买房”几乎是一种默认公式，高昂的房价成为阻碍生育的最大门槛。
股市的繁荣犹如一剂强心针，让这波“回声婴儿潮”群体暂时忘却了疼痛。一旦资本市场步入下行周期，财富效应逆转为负债收缩，加杠杆入市的年轻家庭将面临资产缩水与现金流断裂的双重暴击。
专家普遍预测，这轮由人口结构带来的“好运”最迟到2030年前后就会结束。因此，单纯靠“发钱”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韩国低生育率的深层社会危机。只有建立起一套包含高额经济补贴、完善的托育体系、性别平等的职场环境以及友好的社会文化在内的系统性工程，才能真正让年轻人敢生、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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