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3日，首尔的一间简陋会议室里挤满了记者。镁光灯闪动，我缓缓站起，报出自己的名字，声音沙哑却清晰。那一刻，回忆的闸门轰然打开，众人听见的，是一个乡下女孩在半个世纪前被抛向深渊的故事。
1925年夏末，庆尚道晋阳郡知水面，田埂间蝉鸣聒噪。那年家中再添一个女娃，就是我。父亲经营小店兼跑生意，母亲则守着柜台，还把几亩水田租给佃户。账面上不缺米面，但家里没有男丁，父亲眉头常年紧锁。四处请神问佛后，他们从叔母家认了一个小表弟当养子。谁知天有不测，母亲四十一岁那年又生了个男孩，全家才像放下大石。
男尊女卑的气氛浓得化不开。父亲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堵死了女儿上学的路。可母亲偏不认命。1934年早春，她悄悄卖掉一斗新米，为九岁的我缴了学费。临行前她低声问：“想不想读书？”我点头，“想。”那一刻的喜悦，像阳光穿破乌云。可五天后，父亲闯进教室，连书本都被他当场烧掉。我被拖回家，泪水混着灰烬味儿，灼得脸生疼。
从此，父亲的拳头和咒骂成了家常便饭。一次争执后，他指门外吼：“要读书，就别回来！”我被赶去大伯家，终究低头认输，才获准返家。但心里的缝隙已裂开，再也合不上。少女的赌气成了执念：逃离这里，到外面上学，嫁个识字的人，再不受制于此。
1943年秋天，东亚天空被战云压得透不过气。村里来了个在日本警备队打杂的中年汉子，自称能带乡亲去大城市读书工作。那晚，他问我愿不愿走。“能上学？能挣钱？”我毫不犹豫点头。临走时只带了一包换洗衣服，连母亲也不敢告别，生怕父亲动怒。暮色里，我钻进一辆蒙布卡车，离家的路短得吓人，却彻底改写了命运。
转车到釜山，长辫子被剪断，换上紫色洋裙。田中宪兵笑眯眯地递来镜子，我却在镜中看见陌生的自己。又过数日，和四名同乡姑娘被押上一列北去的列车，穿过汉城、平壤，最后的站牌写着“新京”，那是日本人给长春取的称呼。凛冽寒风卷着雪粉，刺得人颤抖，我这才意识到所有承诺都已成空。
枯黄围墙、两层木楼、紧闭的障子门，这里叫“慰安所”。三十多个朝鲜女孩被塞进狭窄房间，每间一张榻榻米。两个朝鲜男人负责登记和皮鞭，日军哨兵把守出口。体检是第一道关。军医冷眼翻检，划拉记录。得知谁是处女，他就在牙缝里笑。夜深，他推门而入，粗重喘息填满整间屋。“别怕，很快就好。”他低声说。我颤抖，却无处可逃。
医院的幻梦破灭后，我被投进慰安所的深渊。白天洗衣做饭，夜里接连服侍醉醺醺的士兵。十几个、二十个，没人数得清。饥饿、鞭打、性病、灌酒，轮番登场。那些看守同胞挥鞭时的凶狠，比雪更冷。有姑娘哭闹，被关进柴房活活打死；第二天，血迹还未干，房门又锁进新人。人命在这里比草贱。
偶尔也有人想逃。围墙外满是荒原，冬天风口不留活路。有人趁夜翻过去，次日只在林间找到冻僵的尸体。再顽强的求生意志，也抵不过零下三十度的黑夜。渐渐地，我们学会在绝望里自救：有人数日军脚步声安慰自己，有人拼命记歌词防止精神崩溃。我则咬牙在心里背诵童年学过的那几首课文，像攥着残破的护身符。
1945年8月，长春传来铜锣般的炮响。日军仓皇南撤，慰安所的秩序一下崩溃。几个苏军士兵闯进院子，情形危急。那两个朝鲜看守突然慌了神，对我们喊：“快跑！”这一声，像是迟到多年的赦令。大家抹把脸上的灰，披一条破毡，冲向夜色。
辗转火车、徒步、搭车，沿松花江折返朝鲜半岛。我把头发剪得参差，假装聋哑，遇到难民队伍就跟着走。到了兴南，又搭上难民船到釜山。1946年初，总算踏上晋阳郡的土地。母亲抱着我痛哭，家门口的石阶湿了一地。父亲已病逝，家道中落，旧店铺只剩残门。我低着头，不敢提那三年地狱，更不敢告诉母亲自己已被毁得不成人形。
乡里乡亲投来异样目光，流言像钩子四处飘。母亲急着嫁我，觉得女人只有嫁人才能“洗白”。我摇头。日落时分，独坐田埂，看稻穗起伏，脑子一片空白。那几夜，我真想投井算了，又怕母亲再受打击。
1947年，我离家去了晋州投靠姨母。改名“文必基”，学做针线，给部队缝制服，勉强糊口。夜深人静时，常被噩梦惊醒，耳边尽是军靴踏地声。32岁那年，抵挡不住一位搬运工的苦苦相求，与他同住。原以为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不料男人已有家室，还欠下一屁股赌债。几年后他病死，债主找上门，我只得再度躲逃。
岁月蹉跎，身体早被病痛侵蚀。可活着，总得有个交代。1992年，韩国民间组织四处寻找幸存慰安妇，我终究鼓起勇气站出来作证。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想告诉后人，那段历史真实存在，呻吟与鲜血都曾灼热。倘若沉默，过去就会被抹去；若有人忘记，罪恶便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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